苹果计划将生产迁出中国

受到新冠疫情封锁和富士康工厂工人疫情的困扰，这家iPhone制造商正在寻求使推动其增长的供应链多样化；顶级iPhone 14 Pro和Pro Max型号的制造受到中国新冠预防措施造成的供应链混乱的打击尤其严重；

iPhone 14 Pro和Pro Max

最近几周，苹果公司股价下降;参与苹果内部讨论的人士表示，苹果公司已经加快了将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的计划，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这家建立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的供应链中的主导国家。他们说，它现在告诉它的供应商更积极地计划在亚洲其他地方组装苹果产品，特别是印度和越南，并希望减少对富士康领导的中国台湾地区组装商的依赖。

一个名为iPhone City（iPhone 手机城）的地方的动荡帮助推动了苹果的转变。在中国郑州这个巨大的城中城，多达30万工人在富士康经营的一家工厂工作，生产iPhone和其他苹果产品。根据市场研究公司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数据，仅此一项就占了iPhone Pro系手机的85%左右。

美国消费者购买新iPhone手机的等待时间

郑州工厂在11月下旬因疫情而动荡不安。分析师和苹果供应链人士表示，在经历了一年削弱中国作为稳定制造中心地位的事件之后，这场剧变意味着苹果不再愿意将如此多的业务捆绑在一个地方。
“过去，人们不关注集中风险，”富士康前美国高管杨艾伦（Alan Yeung）说。“自由贸易是常态，事情是非常可预测的。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参与苹果供应链的人士表示，一种回应是，从更多的组装商中抽调——即使这些公司本身就位于中国。他们说，两家有望获得更多苹果业务的中国公司是立讯精密工业公司（Luxshare Precision Industry Co.）和闻泰科技（Wingtech TechnologyCo.）。

苹果公司在中国市场中的销售收入

在今年早些时候与投资者的电话会议上，立讯高管表示，一些他们没有透露姓名的消费电子产品客户担心由新冠疫情预防措施、电力短缺和其他问题引起的中国供应链混乱。他们说，这些客户希望立讯帮助他们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做更多的工作。

高管们提到了所谓的新产品介绍（NPI），即苹果指派团队与承包商合作，将其产品蓝图和原型转化为详细的制造计划。

这是实际制造数亿部iPhone手机所需的条件，也是生产工程师和供应商集中的中国擅长的领域。

郑州市

据参与讨论的人士称，苹果已经告诉其制造合作伙伴，它希望他们开始尝试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做更多的这项工作。供应链专家表示，除非像印度和越南这样的地方也能做NPI，否则它们将继续扮演第二小提琴的配角角色。然而，参与讨论的一些人表示，全球经济放缓和苹果招聘放缓使得这家科技巨头难以为新供应商和新国家的NPI工作分配人员。

苹果和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将自己联系在一起，直到现在，这种关系基本上是互惠互利的。改变不会一蹴而就。苹果仍然每年推出新的iPhone手机型号，同时稳定更新其iPad，笔记本电脑和其他产品。它必须在更换发动机的同时继续驾驶飞机。

“找到苹果需要的规模来构建的所有部分并不容易，”前苹果运营经理凯特·怀特黑德（Kate Whitehead）说，她现在拥有自己的供应链咨询公司。

然而，这种转变正在进行中，由两个相互影响的原因驱动，威胁着中国的历史经济实力。一些中国年轻人不再渴望为富人组装电子产品，以微薄的工资工作。它们沸腾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对 Covid-19 的严厉态度，这本身就是苹果和许多其他西方公司的担忧。在 Covid-19 开始传播三年后，中国仍在努力通过隔离等措施遏制疫情，而许多其他国家已经恢复到大流行前的规范。

根据跟踪供应链的TF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分析师Ming-chi Kuo的说法，苹果的长期目标是从印度生产出货40%至45%的iPhone手机，而目前这一比例仅为个位数。苹果公司表示，预计越南将承担更多其他苹果产品的制造，如AirPods，智能手表和笔记本电脑。

目前，进行圣诞购物的消费者被困在该产品15年历史上最长的高端iPhone机型的等待时间，一直持续到圣诞节之后。苹果在 11 月发布了罕见的季度中期警告，称 Pro 型号的出货量将受到郑州工厂 Covid-19 限制的影响。

11月份，随着该工厂工人疫情限制措施的增加，苹果公司发表声明，保证它正在实地寻求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正在审查情况，并与富士康密切合作，以确保员工的担忧得到解决，”一位发言人当时表示。

苹果高管们早就知道在中国过度集中的风险，但多年来他们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减轻这种风险。中国为苹果产品提供了有文化、勤奋的劳动力、政治稳定和巨大的本地市场。

总部位于中国台湾地区的富士康在创始人郭台铭（Terry Gou）的领导下，成为加州苹果公司与中国组装iPhone的组装厂之间的重要纽带。富士康的管理者与大陆工人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另一家中国台湾的承包商昌硕公司（PegatronCorp.）扮演了较小但类似的角色。

越南街头

郑州热情地支持富士康和苹果在当地的生产业务，将其视为就业和增长的引擎。

中国对苹果生产基地表示欢迎，称它直接或间接地为当地创造了一百多万个工作岗位。据一家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智库称，富士康2019年从郑州向海外出口了约320亿美元的产品。据该公司称，富士康集团总共占2021年中国出口的3.9%。

“政府的及时援助...不断为苹果这样的跨国公司以及世界供应链提供确定感，“当地媒体评论到。

然而，这些话对许多美国企业来说都是空洞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今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企业对中国的信心已降至历史最低点，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年中至少暂时将部分供应链迁出中国。

为了在政府采取新冠措施期间继续运营，郑州工厂被迫采用一种系统，即工人留在现场，与外界的联系仅限于最低限度，以保持货物流动。工人们说，富士康已经封锁了吸烟区，关闭了自动售货机，关闭了食堂，转而让工人带回宿舍，通常步行半小时。

许多人逃离了，跳过围栏，沿着空旷的高速公路行走，回到家乡。11月，疫情政策和薪酬纠纷进一步加剧了工人的不满。一些人在现场与警察发生冲突，并留下了被砸碎的玻璃门。

许多放弃工厂的人是年轻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们认为相当于每小时 5 美元或更少的工资不足以弥补乏味的生产工作，而 Covid 的限制加剧了这种情绪。

“对我们来说，在家里躺平总比被资本家吸干要好，”一位自称是富士康离职工人的人在抗议活动后在她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帖说。

当被问及置评时，富士康发言人提到了早些时候的声明，其中该公司将新员工提出的一些薪酬问题归咎于计算机错误。它表示，它保证新员工将获得招聘广告中承诺的报酬。发言人拒绝进一步置评。

中国的Covid政策“对苹果的供应链绝对是一记重拳，”Wedbush证券分析师Daniel Ives表示。“在中国的最后一个月是压垮苹果在中国的骆驼的稻草”。

供应链分析师郭明錤表示，今年第四季度iPhone出货量可能达到7000万至7500万部左右，比郑州疫情前的市场预测少约1000万部。他说，顶级iPhone 14 Pro和Pro Max型号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关于郑州工厂有多少工人离开的说法各不相同，估计从数千人到数万人不等。郭明錤表示，11月的运力仅为20%左右，预计12月这一数字将提高到30%至40%。周三出现了一个积极的迹象，郑州地方政府取消了封锁限制。

富士康的一位经理说，数百名工人被动员起来，用卡车和飞机将机械和部件从中国中部的郑州运送到距离近1000英里的南部城市深圳，富士康在中国设有其他主要工厂。深圳工厂弥补了部分（但不是全部）生产缺口。

与此同时，富士康正在提供资金，让工人回来待一段时间。其中一项优惠是，11月初或更早加入郑州的全职工人，1月份最多可获得1，800美元的奖金。那些想退出的人得到了1，400美元。

印度和越南都有自己的挑战。

富士康前高管丹·潘齐卡（Dan Panzica）现在就供应链问题向公司提供建议，他表示，越南的制造业增长迅速，但缺乏工人。其人口不到1亿，不到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他说，它可以处理6万人的生产基地，但不能处理像郑州这样达到数十万人的地方。

“他们在印度和越南没有生产过高端手机，”潘齐卡说。“没有其他地方能做到。”

印度的人口几乎与中国相当，但政府协调水平却不同。苹果发现很难驾驭印度，因为每个州的运作方式不同，地区政府在让公司在那里生产产品之前，都要承担义务。

“就一致的规则和进出方面，印度是狂野的西部，”潘齐卡说。

美国驻印度和越南大使馆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尽管如此，“苹果将不得不找到多个地方来取代iPhone City，”潘齐卡说。“他们将不得不四处寻找，并建立更多的村庄而不是集中在大城市”。